书虫眼中的历史第14章 钱大昕

钱大昕：被“乾嘉活字典”雅号绑定的清代“人形知识库” 第一章 童年即“字典预备役”：把《论语》当儿歌背的“小书痴” 要聊钱大昕得先从他的“启蒙阶段”说起——这哥们的童年简直是古代版“学霸的降维打击”。

别家小孩三岁还在跟泥巴较劲、五岁把“之乎者也”念成绕口令时钱大昕已经抱着《论语》当“睡前故事”了而且不是囫囵吞枣地读是一字不差地背。

有史料说他四岁那年老爹钱桂发想考考他随手翻到《论语·学而》篇刚念出“子曰”两个字钱大昕就接茬儿背完了整章连注释里“程子曰”“朱子曰”的解读都没落下。

老爹惊得手里的茶杯差点摔了：“你这孩子是把书吃进脑子里了？”更绝的是他六岁进私塾先生教《说文解字》别的同学还在为“象形、指事”挠头时钱大昕已经能指出先生念错的生僻字——比如把“??（zǐ）”念成“子”他当场纠正：“先生这个字在《说文》里是‘古文子’但读音其实更接近‘zǐ’不过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里它有时候也读‘jǐ’要看上下文。

” 私塾先生当场愣住过后跟钱桂发感叹：“你家这孩子不是来上学的是来给我当‘活字典’的！”这大概是“活字典”雅号最早的“雏形”只不过当时没人想到这个称呼会伴随钱大昕一辈子还成了他的“专属标签”。

钱大昕的“字典天赋”还体现在“认物识字”上。

那时候没有儿童绘本他就缠着家里的老仆人让人家指认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然后跑去翻《尔雅》《本草纲目》把“学名”和“俗名”对应起来。

有一次仆人指着墙角的牵牛花说“这是喇叭花”钱大昕立刻纠正：“不对《本草纲目》里说它叫‘牵牛子’因为‘其蔓如牵牛故名’不过也有人叫它‘朝颜’早上开晚上谢像早上的容颜一样。

”仆人听得直点头：“还是你懂我这一辈子都叫它喇叭花原来还有这么多名字！” 更有意思的是钱大昕小时候还干过“替书纠错”的事。

他七岁那年看到家里珍藏的一本南宋刻本《汉书》里面有个“沛郡”写成了“沛国”他立刻跑去跟老爹说：“爹这书印错了！东汉的时候才把‘沛郡’改成‘沛国’《汉书》写的是西汉的事不能这么叫。

”钱桂发一开始不信翻出家里的其他版本《汉书》对照发现还真像儿子说的那样——那本南宋刻本果然是校勘失误。

从那以后钱桂发就把家里的“藏书校对权”交给了钱大昕不管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都让他先“过目”生怕漏了错字。

你看这时候的钱大昕已经有了“活字典”的核心特质：记得多、记得准、还能纠错。

只不过当时的他还只是个觉得“认字数书很有趣”的小孩没料到几十年后他会成为整个乾嘉学派都要仰仗的“人形知识库”连戴震、邵晋涵这样的大学者遇到生僻问题都要跑来问他：“大昕兄这个字在古碑里怎么读？那段史料你还记得出处吗？” 第二章 科举路上的“字典高光”：把考场当“背书现场”的“怪才” 钱大昕的青年时代赶上了清代科举最“卷”的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人数量暴增想考个举人、进士比现在考985还难。

但钱大昕不一样他走的是“字典型应试路线”别人埋头刷题猜题他埋头背典籍结果每次考试都能“押中考点”还能写出让考官拍案叫绝的“引经据典文”。

乾隆十六年（1751年）钱大昕参加江南乡试考的是“经义题”——《论语》里的“君子不器”。

别的考生都在写“君子要多才多艺不能像器物一样只有一种用途”写来写去都是套话。

钱大昕不一样他一上来就引《礼记·学记》里的“大道不器”再结合《周礼·冬官考工记》里“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说“君子不器非不能为器乃不为器所限也——就像工匠能做各种器物但不会只守着一种工具；君子能通各种学问但不会只盯着一门技艺”。

更绝的是他还举了西汉董仲舒、北宋程颐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准确到“某书某卷某页”比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说‘君子不器见其兼也’程颐在《程氏遗书》卷十八说‘君子不器是谓无所不器’”。

主考官看完卷子激动得拍桌子：“这考生是把整部经史子集都背下来了吧？简直是个‘行走的经籍字典’！”结果钱大昕轻松中举还成了当年乡试的“解元候选人”。

两年后钱大昕参加会试又遇到了“冷门题”——考《左传》里的“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

师出臧否亦如之”。

这道题涉及周代的史官制度很多考生连“臧否”的意思都搞不清楚更别说引史料了。

钱大昕却游刃有余不仅解释了“臧否”是“善恶、得失”还引用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里关于史官职责的记载甚至提到了出土的西周青铜鼎“大盂鼎”上的铭文说“周代史官记事确实有‘告则书’的规矩大盂鼎上‘王命盂曰：汝敬雍德敏朝夕入谏享奔走’就是‘告则书’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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